粤  商

“粤商”是现代中国经济尤其是商贸流通经济中的最主要的企业群体（“商帮”），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府商帮，广义的粤商则包括广府帮（广州帮），潮汕商帮（潮商），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它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对广东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对全国各地企业群体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粤商又称为广东商帮，是由广东本地的三大民系以及其他民系组成，包括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陆丰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帮等。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敏感、勤劳、刻苦、务实、低调，这些都可以在粤商身上体现。粤商在近现代来讲，都起到了一个引导潮流的作用。当然历史马上翻开新的一页，粤商能否在未来依然保持领先的位置，与时俱进将是粤商不断学习和探讨的课题。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府帮（广州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汕商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

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名列4强 。粤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就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工商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同的“商帮”，都具有各自独有的经营模式、理念和行为特征。相对全国各地的现代“商帮”而言，“粤商”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区域渐次兴起不同的商业群体，即“商帮”。其中有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以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粤商的主要群体。

虽然自古就有粤商这一提法，然而却未能如浙商、徽商、晋商般深入人心，更没有专门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尤以广东为例，近二十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也领先于全国，这些都是广东所引以自傲的。然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广东人发现，在经济的许多方面，上海人已走到前面去了，相比之下广东已落后了。

随着经济“反思”大潮，“粤商”一词也渐渐进入人们眼帘。2009年举行的“十大新粤商”评选活动更体现了各界对粤商的关注程度在不断上升，对粤商的研究，加深对其认识以推动经济的更好发展已成为迫切的需要。

为推动“粤商”研究，为“粤商”竞争力的提升献计献策，广东商学院副院长、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徐印州教授与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教授发起成立了“粤商研究中心”。

一部新粤商敢为人先、务实创新、争雄夺冠的创业史，就是一部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粤商推动着广东的产业结构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服、粤家电”，再到今天的“IT簇群、五金基地”……物流、咨询等服务业更是方兴未艾。在人们看来，粤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不仅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挣得盆满钵满，更是“借鸡生蛋”，学技术、学管理、学资本运营；一言以概之，就是在传承“通达务实”、“开放兼容”等传统粤商精神的同时，更具创新意识和长远眼光，更善于吸引、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及各种资源。由于地处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与港澳相邻，最早培育和开放市场，最早接受东南亚产业转移，因此它们在全国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的南越区域色彩风格和带有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的企业群体，造就了“粤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特征。

粤商精神

新时代的粤商也有了新的精神，那就是“新粤商精神”。

———从汇聚融合到合作发展。与浙商的本土“草根性”不同，粤商表现出区域“筑巢引凤”、本土自主生长、外来自主生长、产业引进移植等多种形式并存，又相互独立的特点。广东众多产业实现了升级，部分企业成为全国龙头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大量的隐形冠军存在于粤商企业中。显示出粤商正在从独立发展的模式走向合作发展。

———从先行一步到领先领跑。先行一步，是粤商的特性之一，但要步步先行就更难。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粤商能否抓住新的优势，保持领先，就成了对粤商精神的挑战。

———从灵活善变到创新创造。不受传统思维禁锢，遇到问题会变通，这就是粤商的灵活善变。灵活善变也是创新，但它侧重的是尝试和变通。但若不想投入更艰难的创造，如果逃避投入大、见效慢的创新创造，不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广东制造业实现升级就难以实现。不过粤商已经意识到了原创性的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也认识到自身创新能力的障碍，这几年在自主创新方面已有了较大突破。

———从精明务实到战略思考。粤商的精明务实表现在关注实际利益，不张扬，不关心政治。早期的精明务实为粤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了空间。就是不了解政策指向，只重短期的实际利益就有可能损害长期利益。当前，企业家已经意识到政治不敏感、视野不开阔将阻碍企业更长远的发展。

———从“只干不说”到广泛对话。在政策不明朗的条件下，只干不说，可以避免争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粤商在改革开放初期，坚守“不干不说，干了也不说，别人怎么干坚决不说”的理念，“闷声发大财”，赢得利益，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然而，粤商的成就已经举世瞩目，不是低调就能逃避得了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和员工对话，与国内外企业交流，与新闻媒体对话。新粤商已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

———从小富即安到和谐安详。勤奋创业，但生活考究，从容而安详，构成当代粤商显著的特征。这些年，“和谐”作为粤商的一种文化精神而非简单的意识，逐渐渗透到了粤人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构成浓重的文化氛围。

1、敢为天下先

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州，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人的勤奋以及诚信品质是促进十三行经贸迅速发展的基础。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粤商早有向外拓展的传统，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人到海外做生意；到了近代，广东商人更是足迹遍天下，广东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

从生产加工环节开始介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合作，发展到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等方面的突破，成为世界工厂以及世界上新的经济创新地，这曾是亚洲“四小龙”发展的轨迹。改革开放，广东得风气之先，取得了“先走一步”的先发优势。开放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濒临港澳台的地理优势，使广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以深圳、东莞等为首的珠江东岸城市配合香港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前店后厂，“两头在外”，这是内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最好选择方式。以廉价的未开发土地以及从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参加国际市场的弈博。珠江西岸的广州、中山、顺德、佛山等城市则凭借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有开放政策的助力，珠江的东西两翼合力，令广东的经济领先全国，不但积极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成为中国经济的催化剂。“广东出品”代表的是新的商品、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理念。粤商人走遍全球及全国，以全方位的开放心态，对海外、对内地开放都同样有强烈的开放态势。笑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赚，深谙禅理的粤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业哲学、商业智慧。开放是一种长线投资，粤商延续了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商业精神，其具备的综合实力、综合竞争力等，仍然是“中国第一商”。

粤商人敢为天下先，国家首批四个经济特区就有三个在广东。近20年时间里，中国的大多数先进的零售业态、流通技术以及组织形式，都是由广东商业企业率先引入并尝试，例如，超市、购物中心、购物广场、第三方物流等，使广东商贸流通企业一直处于全国的绝对优势领先地位。

2、精明实干

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精神创造经济奇迹”。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精神，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比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更为本质的作用。

在广东商人的意识中，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观念特别强。今天的竞争已不再是家门口的竞争，而是全球的竞争。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仅要紧跟潮流，更要引导潮流，以适应未来的挑战。

白手起家的务实耐劳、拼搏创新的精神，在粤商群体中普遍表现。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原是卖冰棍起家，后来创办工厂数十家，涉及制衣、塑料、五金、电子电器、移动多媒体、金融投资和医疗机械方面等领域，李兴浩连续三年荣登福布斯富豪榜。东莞粤晖园庾董事长以他40多年丰富的建筑经验，老骥伏枥，鼎力回报家乡和社会，首期投资近3亿元，建成了富有岭南特色的粤晖园，为广东的旅游文化添新姿，还连续三年荣登福布斯富豪榜。

3、勇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渐次兴起的“五大现代商帮”中，珠三角商帮是粤商的主要群体。在举行的“十大新粤商”评选活动中即将产生的 “十大最具中国商业精神企业家”和“十大新粤商”更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就像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一样，地方文化对商业精神具有潜在的影响。“行街”、购物和生意是广东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岭南文化的一种表现；感受到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市民生活及岭南社会的各个层面，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一个侧面。

科技领先创事业

强调实干精神是粤商的传统之一，南方高科老总陈震对此颇有心得：“关键在于做，我相信天道必然酬勤。”珠海德莱仪表设备有限公司周总经理也有同感：“‘人若善之，天必佑之’、‘天道酬勤’。善即善待，勤即勤奋。”他们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不断地为客户创造价值，得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科技创新的实质是生产力水平提高，一个企业能否持续发展，要看其能否持续获得好的商业创意并使其完美实现的机制和能力。在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了无穷尽的商业机会。而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研发，依靠的是对人的创意和人的潜能的有效激发。

经过十多年努力，广东已拥有6个国家级高新区、10个省级高新区，各高新区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出口值、出口创汇等都对所在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商业文明的信使

新粤商精神应该就是灵活，而灵活的灵魂就是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企业家的共性归之为“创新”。自主创新体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还包括与提高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自主创新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创新涵盖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粤商的创新焦点集中在市场上，具体作法如：乘CEPA商机，广东企业链接泛珠三角，打破地方壁垒，并实现内外市场一体化，泛珠三角模式更可作为中国其他区域经济的借鉴。几年来，粤商积极在全国拓展商机，在2005年的第二届“泛珠三角洽谈会”广东省的签约项目上，粤商共签项目303个，金额488.4亿元，分别占总数和总金额的33.3%和42.2%。粤商走出国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普遍采取“贸易先行，制造跟进”的战略。在贸易额扩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了国际市场运作经验之后，进一步开拓境外投资建厂的新路径。如美的、TCL、康佳、华为、格力等广东企业，纷纷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扩展的先行者。2009，粤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德国、越南和东欧等，涉及的行业包括电视机、程控交换机、电话、空调、DVD、摩托车、服装等。

粤商创新精神也表现在实施名牌带动战略。至今，粤商已经打造出了七八十个产业集群，并且拥有“中国名牌产品”221个，占全国总数的16.5%；至2006年我省企业共获得名牌称号1814个，居全国首位，其中有29个品牌被评为2005-2006年度“商务部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全国7个“中国世界名牌产品”广东占了3个。全省企业注册商标超过30万件，连续十年居全国首位；拥有全国驰名商标46件，居全国前列。

经济的竞争终究是文化的竞争，在新粤商精神里，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有效的结合与融合，也看到了岭南物质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实用性。

粤商历史

据史载，早在唐代就有广东商人到海外做生意。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粤商就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粤商虽然曾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广州是粤商兴起、发展的发源地，千年商都的历史文化造就了粤商独有的商业精神。广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称。广州商都的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经久不衰。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商贸发展的历史。在2000多年的开放贸易中，“惟我独尊，地位不可替代”，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商都。今天，广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商贸再领风骚，广州、广货一度成为时髦的代名词。广州已成为真正的“购物天堂”。2009，这里作为全国惟一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所在地和内地第一个进入“发达状态”的城市，具有世界级商业辐射力和超强的消费购买力，历来是海内外商家趋之若鹜争相攻峙的商业重地。

   粤商印记

粤商是最早走出国门、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广东是中国重要的对外经济贸易发源地之一。自西汉时广州就已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到清代，这里更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之地。

因为这样的商业传统习气，广东人自能出海与海外人进行交易之时起，就没有中断过商业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广东人个个都是商人的后代。

1、秦汉时期至鸦片战争爆发 （约公元前200年-1840年）

这一时期是广东对外经济贸易由起始走向昌盛时期。汉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了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三国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魏晋、唐宋至明清，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开始由政府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管理。外贸管理机构及有关政策法规也逐步走向完备，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广东外贸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秦汉时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南粤分为九郡。南粤设郡后，汉武帝派遣直属于宫廷的“驿长”率领应募者，带着大量黄金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在那里交换“明珠、壁琉璃（宝石）、奇石、异物”等。这是史书记载的较早的一次对外贸易。此后，异域的商船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载货到广东进行贸易。

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交通。中国则通过天竺（今印度）同大秦开展海外贸易。

3、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孙吴期间，开辟了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面的新航线，使广东海运航线由沿海岸航行进入跨海航行的阶段，广州随即成为岭南对外贸易的中心。

226年，罗马商人秦论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河内附近）以后，取道到建业拜见孙权，表示要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并介绍了海外情况。同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访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联系。

西晋初年，大秦国来中国朝贡，经过广州，带来了无数的珍奇。

东晋末年，狮子国使臣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向东晋王朝贡。

4、隋唐时期

隋炀帝时，在鸿胪寺下设置了集外交外贸于一体的中央外事机构，即“四方馆”。“四方馆”是中国首次设立的外贸外事专职机构。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常骏、王群政携带大量丝织品由广州乘船出发，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吉达），受到当地欢迎。

唐代，广州港已发展到可容大小海船近千艘的港口，官方首设市舶使（中国最早掌管海外贸易的官职）于广州，并开辟了长达14000公里的由广州通向西方的航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在今天光塔路一带的“蕃坊”竟居住着12万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当年的广州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珠宝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州已成为计算海程的起点。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剌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钱”一说。

5、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广州富庶天下闻”。历隋、唐、宋数代，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已发展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官方坚持实行开放政策，除了官方积极经营对外贸易外，又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同时还大力鼓励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并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专管外贸事务。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从此，广州成为当时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世界东方大港。

6、明清时期

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广州宋代市舶亭旧址，设置广东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被废，永乐元年（1403年）重开。

正德三年（1508年），广东市舶司决定对外国贡舶实行抽分制，征收实物十分之三作为入口税（后来降为十分之二），并设置牙行，由官府指定的官牙当中介人，将余下货物作为民间贸易。

嘉靖元年（1532年）浙闽两市舶司被罢，独留广东市舶司，自此以后，广东市舶司基本沿续至明末。

正德末年，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沿海侵略搔乱，朝廷宣布实行海禁，广东外贸受到影响。直至隆庆元年（1566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为合法。

隆庆五年（1571年）广东市舶司决定以丈抽制取代抽分制，即按船舶大小征收船税。

清代，广州设立“十三行”，专门从事对外贸易。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三处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长达83年。广州再次成为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直到鸦片战争之时，广州的外贸因而空前繁荣。有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广州：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汇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赚钱的买卖。清末至民国时期，广州大力引进华侨和外国资本开办商业、洋行和银行，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明清粤商的崛起

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并形成中国一大商帮，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人多田少的矛盾，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的活跃与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背景，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社会生产的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等等因素。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亦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朝中后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与活跃的趋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明清粤商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三山六水一分田

广东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地区很少，总体情况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时期，由于人多与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广东就有不少人想法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或者实施新的耕作方式，采用“基塘”养蚕养鱼；还有一些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经营；还有一些人则弃农经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为广东商人崛起于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交通便利

广东三面环海，境内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还是内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广东南临南海，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洲之间海上航路的要冲，是世界上海洋航运繁忙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交通的便利为广东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3、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异军突起。桑基鱼塘，种桑养鱼，一地二用，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方式。甘蔗、水果、茶叶、花类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明清广东部分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广东商人的崛起。

4、广货远运

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广东的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其门类众多、花色品种齐全、技术精巧，都是空前的。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兴盛和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广东产品迅速崛起，数量多，质量好，走上国内国际贸易舞台，并随之形成“广货”的概念。广东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自然要求广大的销售市场，促使的广东的商业繁荣，商人活跃，商业资本发达。

5、西人东来

明清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进行掠夺性贸易，并进行殖民扩张。1573年，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控制了澳门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寻求海外贸易有很大影响。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谓“海盗”。随着海商联合，广东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后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集团。到粤海一口通商之后，广东海商的力量更是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而日益壮大。

6、专业市场的兴起

由于广东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专卖农作物产品的市场随着专门化的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而出现，并随之扩大而增加。不分季节，四时都有货源的，如牛、猪、布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圩；有定期收获的农产品，如水果、花生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市。专业圩市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的商业化，也满足了由此而兴起的手工加工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圩市不仅适应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促进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

7、商业传统

广州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中广州（时称番禺）即九大都会之一还特别指出番禺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这种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商业传统，无疑对广州城乡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广州以及广东居民的商品意识自然较强。这对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

8、外贸垄断

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实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被严格管制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门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清代始终把广州视为对外联系的中心和纽带，也正由于广州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也促使广东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实行朝贡贸易与贡船贸易，清代则大体上实行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广州一口通商后，商船日渐增多，税课日旺，买卖频繁。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粤商社会组织。

明清时期，广东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名目繁多，有行、帮、会馆、公所等等。行，是指商人的行业组织；帮，则是商人的地域或业务性质的组合；会馆，一般而言是商人的地缘组织；公所，则是商人的业缘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的内涵在明清时期相当程度上已演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它们的名称却依然存在。

9、商行

“行”是已知较早的商人组织。唐宋时期，“行”就已经出现。当然，当时的“行”和后来一样，不完全是商人组织，手工业者也包括在里面。而且，它还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所开设的店铺的组织。明清时期的“牙行”实际就是“牙店”、“行家”、“行户”的通称。其职能主要是替客商收买、评估物品。当时之“行”最主要的含义是行业，每一行业皆有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或曰堂，或曰公所，或曰会馆。行虽不是组织本身，却也和行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行都有一个“堂”，名称虽不一，但该“堂 ”毕竟为一商人行业组织。故此，行在当时还是有特殊的意义。

10、商帮

“帮”，主要是由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当时也有一些是因业务关系而组成的。在一些商业繁荣的都市里，商人们几乎都有自己的“帮”，广东商人的“帮”往往叫做“广帮”。但“广帮”其实只是一个大的称呼，“广帮”之内还有地域关系而形成的顺德帮、番禺帮、潮州帮之类。明清时期，广东商人最有名的商帮是潮州帮。

11、会馆

明清时期异藉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适应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又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在对内实行有效整合的同时，又不断谋求与外部世界的整合。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设点办公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由商人发起新建的会馆，目的在于保护本地商人或本行业商人的商贸利益。

12、公所

早期公所主要是有地域关系的同行商人的组织，其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更多的是注重实效。明清时期公所的不断成立和增加，反映了工商业行业的拓展和工商业经营者的增长，这是社会分工发达的标志。

粤商对地域经济的影响

明清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广东商人，虽然由于其商业资本主要流向土地而不能从质的方面改变传统经济，但在量的方面，却发挥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这是因为，广东商人的活动虽然属于交换的范畴，就一切要素来说，它是有社会生产决定的。但是，作为生产工程中一个阶段的交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对生产发生反作用，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某些变异。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因而也就对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

1、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商业的扩张往往是先于工业发展的。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其实就是承当国内贸易中介人角色的商业活动，推动了广东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特别是供给市场的需要，广东商人往往对外向型手工业作坊或工厂手工产品特别青睐，甚至投资于外向型手工业，从而促进外向型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广东，广州的制茶业、纺织业和佛山的棉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的发展最为典型。

2、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海商出海贸易的发展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明中叶开始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明清时期，以丝、茶、瓷、和他其手工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中国外贸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外商不得不大量输入银元来交换中国的商品。清政府推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外国商人的银元于是经由广东商人中的十三行行商之手源源不断的输入广州，进而向全省乃至全国流散。广东商人在银元输入的过程中充当了转手人的角色。

3、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

随着广东商人的日益发展，广东的市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起来。首先是岭南一大都会的广州城已成为“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也发展很快，由于人口剧增，商业繁荣，广州城进行了两次扩建。显然这是为了适应由于商业贸易而新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商业区的需要。由于广东商人的发展和活跃，商品生产与交换，逐步地破坏着周围的自然经济结构，使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卷人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进而成为新的商业市镇。

4、促进东南亚和美洲国家经济的发展

16至18世纪，东南亚和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处于开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低于中国。广东商人中的海商和这些国家的商人通过商品交易往来大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因贸易而在当地定居的广东商人就成了华侨。广东商人以及华工带去的先进的铁工具等，对东南亚各国人民从事矿藏的开发、荒地的开垦以及经济作物种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5、促进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贸易的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广东商人的大量出海贸易，不仅把中国的优秀文化带到国外，而且也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带回中国来，从而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

中国科技文化的外传：广东商人的海商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他们不仅运去了各国人民所需要的先进的中国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而且想这些国家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到国外经商的广东海商不时把外国的一些经济作物或者粮食作物新品种带回广东种植，对广东乃至全国都有产生极大的影响。

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随着广东海商对外商贸的发展，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广东和内地传教，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明清时期停滞不前的科学技术注人了新的血液。

6、促进广东社会重商心态的形成

广东是一个商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地方。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广东社会的重商思想不断得到加强，随着明清广东商人的形成和发展，广东人经商意识日益普及化。明中叶以后，重商的社会心态便在广东形成了。广东社会的重商心态除了表现为经商的人多、经商的风气盛以外，还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等方面反映出来。